周朝灭商以后，姬姓天子分封天下，姜尚受封齐国，这个在《封神榜》里呼风唤雨的大巫师究竟是否具有超自然的能力我们不得而知，但从齐国的地理位置来看，身为异姓的姜子牙并没有后世想象的那样受重视。但齐国在随后的数百年里却如疾风骤雨般迅速崛起，并晋级春秋“首霸”，这就不得不提到管仲，这位古代经济大师的超前思维以及类似凯恩斯主义在先秦的实践。
以现在的观点来看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，齐桓公和管仲都算不上“贤者”，桓公自诩“三好”，即好吃、好田、好色；管仲则是一个逃兵和失败的商人。然而就是这样一对活宝，却开创了齐国的霸主纪元，并且留下的治国思想惠及如今。周朝的统治中心在黄河中游，这里人口稠密、土地肥沃，而彼时的山东半岛却荒僻偏远，属于未开发的蛮荒之地，这一点很像改革开放之初的广东、福建，但也与两千年后的改革呈现出共同的特点：观念的优先往往比资源的优先更重要。
殷商时期的社会要比后世更加重视商业，西周建立之后总结前朝灭亡的教训，认为是民众热衷工商而荒废了农业，造成民心浮躁、国基不稳，自此以后重农抑商成为社会的主旋律。但显而易见，管仲走的是一条与周天子完全不同的道路，齐国对商业的重视丝毫不亚于农业，比起其余诸侯国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虽然早年间经商失败，但这位政治家显然明白商业的赢利能力远远大于农业，而振兴工商则是实现富国强兵最便捷有效的途径。
齐国地处海滨，渔盐之业甚为便利，但远离中原腹地，如何吸引天下商贾便是摆在管仲案前的第一个难题。为了刺激市场，管仲规定鱼盐等物可以自由出口，关隘只做登记而不予征税；外国商人来齐国做生意的，来一辆车的提供本人食物，来三辆车的提供马匹饲料，来五辆车的提供差役仆人。结果很快便形成了“天下商贾归齐若流水”的局面，甚至《战国策》记载齐都临淄“连衽成帷、举袂成幕”，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。
管仲为齐相，改革内政，齐国由此富强。
管仲,名夷吾，字仲，又称敬仲。青年时曾和好友鲍叔牙共同经商，还做过小官吏。公元前685至前645年为齐相。齐桓公争夺君位时,鲍叔牙岀力最大，所以桓公要任用鲍叔牙为相。然而，鲍叔牙却竭力推荐管仲。鲍叔牙对齐桓公说:如果仅仅只是治理齐国，有高俟和我就可以了。如果想成就霸业，非管仲不可。鲍叔牙还说管仲在理民、治国、团结人、外交、军事诸方面都比自己强。至于管仲射桓公一箭,只是各为其主，如果他做了您的臣下，也会同样忠心。齐桓公是个想称霸诸侯干一番大事业的人，所以就听了鲍叔牙的意见，任用管仲为相。
管仲为齐相后，在齐桓公支持下推行了改革内政的方略和措施:一、实行按土地好坏分等级征收实物税的制度。这是根据当时齐国的实际情况实行的-项重大改革。按西周井山制的传统,庶人妥首先耕种公田，在公田上奴隶主直接榨取庶人的剩余劳动。
另外,庶人耕种的份地各家又要轮换耕种，“三年一换土易居二这都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。齐襄公时这种制度已无法维持，当时齐国的公田到处无人耕种，草长得非常茂盛。为此，管仲把井田大体平均分配到户，各家之间不再轮换耕种，而是按分到土地的好坏分等级缴纳实物税。二、设置铁官，组织工匠,开釆铁矿。同时也鼓励民间开采铁矿,并按赢利多少，向国家纳税。铁主要用于制造农具和手工业生产工具，促进了农业、手工业的发展，也有利于商业发展和增加国家税收。三、对原有的行政组织加以整顿，当时国都及其郊区称国。管仲把国中分为二十一纟，工、商各三乡?士十五个乡。士、工、商各自居住在一起，不能杂居和迁徙，以五家为一个单位编起来。农村当时叫做鄙。鄙划分为五属:三十家为一邑,十邑为一卒.
十卒为一乡，三乡为f县，十县为--属，每属有九万家。各级分设行政长官管理,每年对行政长官考察一次，三次考核成绩不佳就要受处罚。这便加强了对国内的控制。四、士乡实行兵民合一。国中十五个士乡中，以五家为轨，十轨为里，四里为连，十连为乡。这是行政组织。军事编制一家出一兵，一轨五家出五人为“伍"，由轨长率领。十轨五十家，出五十人组成一“小戎"，由里有司率领。四里二百家出二百人为“卒”，由连长率领。十连两千家出两千人组成“旅”,由乡良人率领。五乡出一万人，组成一军。十五个乡，出三万人，组成三军。由齐桓公和国氏、高氏两卿各领一军。使军事编制与士乡中的行政组织合为一体,士兵从小生活在一起，互相了解,共患难，利于加强军队的战斗力。五、规定罪犯按轻重不同可以甲、戟、箭、铜、铁等赎罪，犯死罪的可用一付上等犀甲和二支戟赎免，轻一些的可用一付皮甲和二支戟赎罪，小罪可用一定数量的铜或铁赎罪，诬告别人罚交十二支箭。管仲还有其他的改革，如齐国滨海，有鱼盐之利，大力发展商业,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等等。
那么可能有人会问，实行低税率吸引商贾，商人们是来了，税收岂不是依然原地踏步？如果这样想，就再来看一组数字，单以临淄为例，居民高达三十万人，而同时期西方最繁荣的雅典不过五万人。有这样庞大的人口基数，即便是税率再低也架不住规模大，所以齐国的富有在当时来说位居各国之冠。而且管仲在替国君敛财上手段极为高明，如果国家掌握了大量的布，就不再对布征税，而征之以原材料麻；如果国家掌握了大量的帛，就不再对帛征税，而征之以原材料丝。这样一来，布和帛就会因原材料价格上涨而暴涨十倍不止，最终获利的还是国家。
“取之于无形，使人不怒”尽管只有简单几个字，但其中包含的智慧却一直沿用到今天。
在古代，只要一个人活着，他的生活就离不开盐和铁，那么只要国家把出铁的山和产盐的海垄断起来，试问你除了向官方购买盐铁之外，又能向谁购买呢？而接下来就简单了，万乘之国人口千万，如果征收人头税，每月至多三千万钱，而且民怨沸腾；如果将税收加在盐价里，每月少说可得六千万钱，而且无人可知，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管仲的狡猾。
后世以勤俭为美德，而管仲是极端享乐主义的代表。这个人不仅生前就占据两座宫殿，而且死后也靡费甚巨，管仲的享乐显然不单是为了纵容感官，实际上他有自己的理论依据。在其看来，只有富裕的人不断消费，贫穷的人才有工作可做，如果大家都不消费，就会造成商品流通的减少，亦即“俭则伤事”。他曾提出，年岁凶歉的时候国家不仅不应该减少开支，反而要大修宫室台榭，并且优先雇佣失去家产的赤贫者。单就这一点来说是不是与大萧条时期的罗斯福新政有异曲同工之妙？
而在管仲留下的种种记载当中，尤其令人称道的就是“以商止战”。尽管齐国富裕无比，军队装备精良，但管仲却极少用兵，甚至终桓公一世，齐国也只是消灭了谭、遂两个小国而已。与武力打击相比，管仲更乐意使用商业手段。当时鲁、梁都是东方大国，且两国民众善于织绨，这种光滑厚实的丝织品可以裁剪服装，但价格昂贵。管仲建议桓公及贵族带头穿绨，很快普通民众也争相效仿，有齐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，鲁、梁两国的绨开始供不应求。
但奇怪的是，管仲一面大量进口绨，一面严禁本国百姓生产，很快鲁国和梁国的百姓荒废了农时，粮价暴涨。此时的管仲露出了狰狞的面孔，他下令封锁关口，不准再进口一片绨，我可以不穿漂亮衣服，但你不能不吃饭。结果鲁、梁直接崩溃，国君不得不遣使修好，这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。毫无疑问，管仲的经济思想是超前和独到的，但这种“和平称霸”的策略最终没有贯彻后世。进入战国之后，以武力吞并为手段的军事冒险，显然效果更为明显和直接，这位古代的凯恩斯主义者也最终为暴力所取代。
管仲的改革在当时促进了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，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，使齐国富强，为齐桓公称霸诸侯奠定了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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